离婚时她笑着签了字，他却疯了

她说“你从前在山区种活过仙人掌，还怕养不活绿萝？”现在它爬满了整个花架，

叶片上沾着雨珠，亮得像星星。我把文件袋搁在书桌上，取出顾江给的那张纸。

墨迹已经干了，“源头”两个字浅得像要消失，倒像是被雨水冲掉了七年的委屈。

我把它夹进《山灯计划》的项目书里，合上书时，瞥见书脊上自己写的备注：“每个公益人，

都该先成为自己的光。”手机突然响了。我接起来，是个陌生号码。“您好，

是谢挽瑜女士吗？”对方声音很客气，“我是市一中校友会的，

想邀请您下周回校做一场演讲，主题是……”我望着窗外透进来的光，

打断她：“主题我来定，可以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

”“那就叫‘婚姻中的自我认知与成长’吧。”挂了电话，我走到窗边。风掀起窗帘，

绿萝的叶子轻轻摇晃。远处有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跑过，手里举着个纸折的灯笼，

在阳光下晃出一片橘色的光。我摸了摸胸前的徽章，小橘灯贴着皮肤，暖融融的。有些光，

灭了七年，现在，该重新亮起来了。第4章 她回来了，

但不是为了我我把演讲稿最后一页按平，台灯投下暖黄的影。市一中礼堂的座椅是深棕色的，

我记得高三那年坐在第三排，听优秀校友分享时，椅背磨得我后背发痒。

那时我在笔记本上写“想成为照亮别人的人”，被语文老师用红笔圈起来。周三下午，

我抱着文件夹进校门。梧桐叶扫过肩头，保安大叔冲我笑：“谢老师吧？李主任在礼堂等您。

”路过走廊时，墙上贴满学生活动照片，有张是公益社的孩子们在山区支教，

照片里有个扎马尾的姑娘——是我，23岁那年带晚晴社去云南做儿童心理辅导。

礼堂门口有人喊：“小谢？”我转头，是大学时的陈教授。她鬓角白了些，

眼镜片还是厚得像啤酒瓶底。“听说你回晚晴社了？”她拉着我的手，

“上次校友会还说可惜，多好的公益苗子，怎么就回家当主妇了。”我低头看她掌心的温度，

和七年前带我们去孤儿院时一样暖。“教授，”...